十八 第二次回上海

我回到上海后，为大家灌了几次顶，参加者十馀人，得口诀者三人。有三个人修得较好：一、王羹若居士（女），二、施智泰居士（女），三、丁弘纪居士（男）。王羹若是周浩泉先生的夫人，家有房产早已公私合营。王得法后，精进修持，已能看到脱噶。她的小女儿名叫桂林，正在读大学，即将考试了，有一次在家中佛堂温课，有事出去；回来后，发现所读书被风吹到另一页了。当时以为偶然，没去注意，次日仍往佛堂温课，因如厕而出，回来后，那本书又被风吹到昨天那一页了。这才引起她的注意，打电话来问我。我说：「这可能正是你考试的内容，你就将它背熟，或者有用。」结果考试时，正好是这一页的材料。她又问我申请往香港能成功否？我说能成？后来大学没毕业，便得出国了。然在文革中周家无端而遭痛抄，家中顿成贫困。抄家时并将我二人押去，声言是我们带去抄家的，有口难辩，至今引为内疚。后来虽得平反，二老早已相继去世，不得亲见了。文革中先以我俩到过西康与叛乱分子有关係为藉口而遭两次抄家；继又以我俩为藉口而抄王羹若之家。施智泰居士母亲早去世，遵母亲遗命不嫁人，终身修道，与老父相依为命。皈依三宝后，初修淨土法门，后来遇到一位蒋老太，教她参禅，皈依来果和尚。常乐精舍成立后，每年讲经两次，除了讲大圆满前导文之外，会讲过达摩四论、六祖坛经等。蒋老太每次都带施小姐来听经。蒋老太因係老居士，又会参禅，有时流露一些骄傲自负，因而目空一切。有一次我问她，「你知道生从何来，死归何处吗？现在还没到冬天，你已经带上风帽，穿起棉袄啦!这正是禅宗说的『枯木倚寒喦，三冬无暖气」嘛!」这下子说到她心坎上了，马上叫施智泰来皈依。皈依后，先修般若定，后来得到澈却脱噶，精勤修持。虽然于文革中被重点抄家，立变穷困，却因色身吃亏，法身增长，修脱噶已有相当心得，如今七十岁左右，人还健在，人不堪其忧，彼不改其乐。

丁弘纪居士少年即学佛，为孝养老母故，终身不娶。老母年届九十，在我来美之前，身体尚健康，如今则不知。丁居士脱噶修得比较纯熟。此外尚有出家僧人及郁锦堂居士等，均于脱噶有所亲见，各人受用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初郁居士学脱噶，二十馀年毫无所得；近来大有进步，已超过前面诸人。

一九五六年冬，我作了一个梦，莲师对我说：「你应该有两个药舖（因常乐精舍是顶下康馀堂中药舖改装而成的）。」醒来后我想这不可能，一个已经够困难的了，要麽是有因缘建立在国外。同时意识到这个药舖将来保不住了。到一九五八年反右鬭争，密显法师被划为右派，帽子一带二十一年，先到青浦农场劳动三年，调回上海后，又在工厂作苦工。在农村时，开始每月休假四天，可以回上海。后来太便宜他们，把休假作为请假，表现不好时请假不准，这样有时便不能按期回上海。我见他受苦受难，无论怎样不和他断绝关係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他每次回上海，我总准备好几斤炒米粉和点心给他带到农村去充饥，有许多右派朋友说，别人一戴上右派帽子老婆都要离婚，你师兄却甘愿作右派家属，对你这样爱护，这可能是你们佛教的伟大精神所在吧!所以这些右派朋友来上海时特意来看看我，也叫我大师兄。其实那时我早已作好准备，我虽没有明帽子，内定右派（暗帽子）是不可避免的。所以自密师划为右派以后，我就最先把常乐精舍移交给佛教协会，我俩或参加工作或劳改，一切听从安排，第一个药舖结束了。我之所以愿作右派家属者，是想到密师上海若没有家属，以后便很难再回上海了。

一九五八年下旬，我俩被分配到第九羊毛衫厂工作，结束宗教生活，开始踏上社会。密师进厂不久，即下乡劳动。我工资四十元，他二十元。两年后，我增加到六十元，密师算生活费，不摘帽子永远二十元，如今密师的退休工资比我更大了。我家中虽不能供佛烧香，无相的修持，人们是不会知道的；我每天利用上班前一小时以步代车，边走路，边诵经持咒，工作中也是边作工边持咒，晚上回家买菜烧饭，吃好饭不久就静坐，如是者二十三年从未间断。文革前一年，我偶然脱下衣服预备挂上去，发现我上身穿的短布衫放出电光还有声音。这是怎麽回事？我拿下衣服一检查，肩上镶有一颗大舍利（见图），周围有三颗小舍利，都像人工镶上去的。后来王羹若居士照我这件衣服重新作了件，旧衣留在她家里作为纪念。可惜裁缝师傅裁衣时翻来翻去把三粒小的弄得不知去向，只剩这一粒大的。王羹若被抄家七天，甚麽都抄个清光，只有这件衣服没拿去，如今三十多年了，已经变了颜色，本来是白如水晶，现在变成枣红色了，但光亮如昔。另外因我诵咒已经几百万，舌尖上也有一粒红珠，这说明修法不在于结坛设供，在于心佛相应，精神可变物质，只要不着诸相，依空性而修，自然感应道交。至于密师虽在极端苦难之中也未会忘记修法，彼有诗曰：「漫道市居无佳趣，朝朝楼外闻鸟声，每度花开花谢处，未辍老僧默讽经。」足见其苦中之乐。